明代从景泰到天顺，文官集团逐渐上位，武将集团最终淡出（参考文帖）

明代从景泰到天顺，文官集团逐渐上位，武将集团最终淡出

@旧时汉月[原文]

@铁山青士（笑独行）[摘编]

其实，变乱并不是一无可取的，有时候大变乱之后往往能有大变局。而大变局又往往能生发出大时代、大人物。这样的变端有时甚至会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。回望正统十四年的那个血色秋天，也许，这正是那石火光中孕育的刹那。

张居正和嘉隆万大改革于严嵩专权、嘉靖佞道之后，在南倭北虏、财政空乏之际杀出一条血路，造就了万历四十八年这最灿烂的回光返照。然而，我们只要把目光放得再长远一些，我们便能看见，正统十四年后的那一段波诡云谲的岁月，乃是历史上更早的一个关窍。

张居正的变革是将已至断头的道路重行接续；而正统之后则是凭空扭转歧路，将历史带上另一处轨道：朝堂上，文官集团的重心由皇帝移向内阁，武将（勋贵）集团被彻底排除在决策圈外。社会上，银本位最终确立，商业经济复苏，奢靡享乐之风开始兴起，文人也开始重新拾回唐宋以来抒写个人意志的习惯。思想上，士大夫开始走出明初恐怖压抑的阴影，不再甘心做依附帝王的奴才，而是敢于以一身相抗君权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。

从景泰到天顺，万事孔棘，百废待兴，景帝面临的是土木之变后的烂摊子，英宗面临的则是夺门之变后的烂摊子。两次重大的政治变局之后，正需要一个“有为”的帝王来平复政局。然而，不论是景帝还是复辟后的英宗，他们都没有父祖的雄才大略，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扭转政局，因此他们要的不是一个俯仰忠顺的秘书班子，而是一个能为自己出谋划策、摆平朝局的内阁。

所以，正是在这段时期中，内阁渐渐开始真正履行在政治上的使命，文官集团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。景泰内阁中，实际的带头人陈循敢作敢当，颇有几分铁腕作风，在主战、迎驾、易储等事件上都能起到带头和拍板作用，不少明代后世内阁的仪制，亦都是在陈循手中奠定。

明末黄景昉《国史唯疑·卷三》言：阁中规制至陈芳洲始备，如奏定常朝与锦衣卫官对立御座旁，经筵立尚书都御史之上，午朝翰林院官先奏事，皆创自陈。使陈无易储、讼试二事，居然杰品。

只是因陈循自身操守不佳，且所为之事亦多是为皇帝的私心打算，因此相权对于皇权的独立性仍然不明显，更没有统帅百僚的威信。但比起正统年间暮气沉沉的三杨内阁，陈循亦已算是大有进益了。

而到了天顺年间，大学士李贤在帮助英宗清除了曹石逆党之后，阁权比起景泰年间，更有了进一步的加强。向上，李贤享有和英宗“造膝独对”的权力……他潜移默化地帮助英宗剪除权贵，成为皇帝最信任的大臣，往往能对皇帝的决策作出重大影响。向下，他在内阁和各部院中亦能如鱼得水。当时的阁臣，彭时、吕原、陈文等人，都是谦恭谨训的博学鸿儒，虽然之间不免小有摩擦，但整体已算是相当和睦了。而对于六部大臣，如吏部尚书王翱、兵部尚书马昂等，也都能示以结好。这样上下一心的决策班子在整个明朝都不多见。但李贤此人亦颇多心术手段，几次排挤掉可能入阁的名臣岳正、叶盛、钱溥等人。他如此外示修好，内行阴谋，手段何亚于后来的李东阳、杨廷和、夏言？推尊阁权，领袖群僚，他的所为甚至也为徐高张们的专权开了一个“好头”。

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武将（勋贵）集团的彻底终结。在天顺以前，我们可以在很多行政事务中看见这类人的身影：公侯伯和驸马们不但可以镇守边疆，领军出征，还可以参与某些专业事务，比如永乐年间泰宁侯陈珪曾督建北京宫殿、平江伯陈瑄曾总督漕运。而在天顺之后，明确说是“曹石之变”后，除了成国公、英国公等几家老牌勋贵外，已很难在朝廷大事的决策中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偶有一两人借着特殊的大事件上位，比如那位在大礼仪中活蹦乱跳的武定侯郭勋，但这些人一旦个人价值消失后，就会被帝王无情抛弃。

在正统年号的14年里，三杨内阁暮气沉沉，武将却带兵杀伐，转战南北。然而一旦英宗北狩，景帝登基，在陈循内阁和兵部尚书于谦的带领下，虽然边境、内地各种征讨不断，武将的权力却被牢牢限制住，即便是在土木之变后保家卫国立下大功的一些武将，如石亨、杨洪、郭登等，也未能在进入政治决策圈。如石亨这般堪称是景泰朝第一功臣的，居然连谋求外镇都做不到，武将在景泰朝的影响力可见一斑。

应该说，景泰朝是一个君臣共同努力将xx决策权由文武同重向重文抑武方向扭转的朝代，内阁勃兴，武将失权，连一贯由勋贵掌握的京营都到了文官手中并成为惯例，武将们的不满显而易见。夺门之变由武将们首先暗中串联，这不是偶然。

夺门之变后，英宗借着武将上位，即便其中有文臣如徐、杨辈，也努力让自己的形象向武将靠拢，于是天顺前期又将重文抑武转为了重武抑文……

后来英宗又下令，军人犯罪，俱可从轻处理。甚至在本年年底，他甚至还想过由勋臣代他祭天，还是在李贤的劝止下才作罢。在曹石之变前，几家新兴勋贵更是能左右内阁的人选、部院卿贰的任免和封疆大吏的裁撤，这便是在太祖、成祖年间，也是不多见的。而曹石一旦伏诛，久历政治考验的英宗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向文官集团靠拢，重用李贤内阁，再不提军人参政的事了。

然而，英宗喜好武功的政治风尚还未能完全消退。在这种惯性作用下，成化朝仍然在北部边疆屡屡用兵。但等到了弘治之后，连这一点风尚也看不见了，大明王朝成了一个彻底的文官xx，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，却有了宰相之实。而武将们在时代的承平和文官的双双抑制下，渐渐消磨去了“个人的意志”，成为了xx政策的附属品。他们之中诚然有作战勇武的名将如戚继光、李成梁等，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则完全不能和早期的勋贵们相提并论。若想要有所展布，便不得不依附朝中权臣，一旦他们在朝中的靠山倒台，便也只有死路一条。若是有勋贵胆敢露出一点点危及皇权和文臣的苗头，立刻便会被无情绞杀，比如嘉靖年间的“勋二代”咸宁侯仇鸾，即便一度手握京畿兵马，也不过落了个瘐死狱中。

铁山青士附注：该文帖系摘编自新浪博客网友旧时汉月的《序：从正统到天顺（一）》和《序：从正统到天顺（二）》二帖，2018年1月摘编，原题《从景泰到天顺的明代政治格局：文官集团逐渐上位，武将（勋戚）集团最终淡出（文摘）》。

宋朝文官集团和明朝文官集团区别

宋朝是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的朝代，国策就是重文轻武，明朝是由明太祖朱棣建立的朝代

明朝文官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?是如何做大的?

把丞相一职给废了，又弄出了大学士，还有六科给事中，比丞相权利更大。朱元璋是不想分权出去，没想到后果是这样的。英宗朱祁镇幼年即位之时，朝政更是掌握到了以“三杨”为代表的文官手中。“土木堡之变”后，武将勋贵的势力一落千丈，到明孝宗朱祐樘时代，文官们在朝堂上的权势达到顶峰。他们要求皇帝事事遵从本集团的教诲，对勋贵和武将拼命打压，对宦官则恨之入骨。

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共传十六帝，共计276年。1368年朱元璋称帝，国号为大明，明初政治清明、国力强盛。中期由盛转衰，后国势复振，晚明因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，爆发农民起义。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，崇祯帝自缢，明朝覆灭。

西学东渐：

徐光启徐光启重视演绎推理，并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上，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。徐光启在1629年即成立西局同年的七月二十六日，给崇祯帝上奏《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》中说“盖凡物有形有质，莫不资与度数故耳”，提出“分曹”料理，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，并论述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，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。

他认为数学是“从用之基”，提出“度数旁通十事”：治历、测量、音律、军事、理财、营建、机械、舆地、医药、计时。在他掌管的“历局”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，兼及气象学、水利工程、军事工程技术、建筑、机械力学、大地测量、医学、算学及音乐等学科的研究工作。

历局有了科学研究机构的雏形。崇祯帝对此积极反应和支持，下旨批示“度数旁通，有关庶绩，一并分曹料理，该衙知道”。徐光启开创的“格物穷理之学”有李之藻、李天经、孙元化、王徵，其后又有方以智，王锡阐等发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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